冯如意给我打来电话时，已经凌晨三点。我以为她喝醉了，又乱拨号码，第一次没接。过了两三分钟，她又一次来电。我走到门边，推开门。透明清凉的风涌进来。手机响过十五声，我按下接听键。

【资料图】

冯如意：这次采访对象定下来了，七十多岁的老画家。你去不去？

我：现在是三点。

冯如意：你肯定没睡。这次你去不去。

我：不合适吧，我还是不去了。

冯如意：资料一会发你，过一个周才走，还有改主意的时间，晚安。

手机传来忙音。我关了门，回到柜台后面。十来分钟过去，冯如意的消息一条一条发来：高红国，一九四九年生人，业余画家。年轻时负责过宣传口的海报绘制，为本市贡献过多张优秀宣传画。“文革”时因被指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，先后遭到武斗文斗，被下放内陆省份。左眼视网膜脱落，无法准确定位画面纵深。一九七八年后回到黄海岸边，转入设计领域，不甚上手，碌碌无为。四年后代表本市赴敦煌参加文化交流活动，期间造访莫高窟。回市后性情大变，辞去工作，于家中闭门不出，每日仅由其妻子外出购置生活用品。千禧年前夕，一口气对外界投递五十余张画作，主题均为敦煌飞天，在文艺界内部引起不小震动。获评数个奖项，但均拒绝领奖，再次断绝与外界联系。上个月，他再次投递一幅作品，主题仍为飞天，姿势灵动，恍若穿越。美术家协会发出访谈邀请，被一口回绝。我们杂志领导听闻后，安排我去联系采访。我在其家门口蹲守三天，拦住其妻，再三说和，最终应下。时间定于下周天。等你消息，周末愉快。冯如意。

关齐迟到了二十分钟，六点二十才奔进店，睡眼惺忪，头发凌乱。见到她来，我把黄马甲脱下，套上自己的羽绒服。摆摆手出门。没走几步，她追过来，拉住我袖子，气喘吁吁，说，后天吃个饭啊。我说，你早我晚，无缝衔接，没工夫吧。她说，我找人代我，搓顿午饭，阿蒙烧烤，位置定好了都。我说，行，刚才我吃了根烤肠，忘上账了，你帮我弄上。她白我一眼，说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。回头看见有人推门进店，急忙跑回去，像一只兔子，惊慌失措。

我租的房子就在店后的小区。国家经济几年来都不太景气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发现自己一无是处，四年中文系的摸爬滚打，甚至混不上一个小学语文老师的编制。西北大片的黄沙，那空旷开阔，一望无际，玛瑙般平滑的影像，时时刻刻在我的眼前铺展。故乡成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符号，虚幻，遥远，不愿回首。衣锦还乡的泡沫显得不切实际，我时常生出一种情绪，如同项王面对咆哮的乌江，潸然泪下的无奈。家里打来的电话往往被我搪塞。三个月之后，我拨通了楼下便利店的招工号码。晚班十二小时，从日落到日出。小区虽然人丁拥挤，但深夜时也显得寂静。黑暗从东方涌现，一片片蔓延，占领了大半边的天空。晚霞显出深紫色的迷茫，从上方注视着，行色匆匆的市民。月上中天之时，我的腰因为理货而酸痛难忍，四周林立的高楼冷冰冰地将目光穿越了玻璃，使我如芒刺在背，恍惚间能看见，无边无际的漆黑，竟也像是大漠，我阔别五年的大漠。

我拿出手机，犹豫了一下，时间还早，估计母亲在家中还没起床。又从消息里翻出冯如意的邀约，略加考虑，发去：你在杂志社那边？我刚垂下手臂，手机就一震，冯如意回：在。我问：去找你方便？她说：随时。我闭了手机，绕回楼下，推出自行车。先从侧边踹车链子两脚，再跨步上去。歪歪扭扭，向东而行。

冯如意在一家本地刊物供职。刊物年代久远，集中于一栋上世纪修建的三层矮楼。四周大厦林立，玻璃幕墙耀眼。矮楼的墙斑驳褪皮，古旧苍老，在其中格格不入。我骑到楼边，冯如意已经站在那摆手。她说，车拴那吧，咱吃个早饭去，油条豆腐脑。我说，还是门口那家？她说，对，老板刚回，我憋好几天了，就好这一口。

豆腐脑热气腾腾。冯如意端起碗，呼噜两口，擦擦嘴，问，采访的事，你想的怎么样了。我说，我也不是你们杂志的，就不去凑热闹了。她说，机会难得啊，这事我负责，咱就俩人，轻装简行，不要紧。我说，我真干不了，你忘了上次。她说，没事，这次在下午。你们约的他妻子，本人同意吗。她说，这你别担心，没把握的事，我从来不干。我说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她说，你犹豫什么呢，又不少块肉，不来写点东西，你这中文系真就白瞎了。我低着头，掰开根油条插进边上的腐乳，拌了拌。冯如意按住我手腕，说，你想啥呢。我说，你让我想想，周三，周三下午我给你准信。她盯了我一眼，略带狐疑，缩回身子。喝净豆腐脑之后，冯如意抹抹嘴，问，换你班的还是关齐？我说，是。她说，你上次说，你俩怎么个事来着。我说，很久以前了。

我们高中的教学楼，原本前后透风，宽敞清亮。到我们这一届，因为学校多招了五个班，一到五班被迫搬到综合楼。综合楼修筑年代颇早，为回字形构造。站在天井中仰望，四面无风，天空狭窄，如处深井。东西两门，均以铁板铸成，有严防死守之势。课间五分钟，人影杂乱，熙来攘往。我闪身其中，隐然似刺客。掐过两分钟的表，关齐步履匆忙，披着一头长发，从二楼奔下。我绕至楼上，冲进四班的空教室，找到她的座位，向书本间夹了一封薄信。

作为一次鲁莽的行动，我基本没有对此事先规划。信纸是上次月考发下的数学演草纸，写信的时间则选在语文连堂课。当同学们正咬着笔杆，对议论文苦思冥想时，我奋笔疾书，写着一封不知所云的信件。信的开头从失眠写起，逐渐谈到生活、学业、兴趣，还有每晚放学时黯淡的月色。写到最后，我开始分析几种不同的脱发类型。在结尾我注明：请将回信放在校门口盆栽处。发出几日之后，信如泥牛入海，我遂不抱希望。大约又过两周，我路过校门，盆栽后摆着一个折叠工整的信封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我在书桌昏暗的灯光下拆开它。一封字迹工整的信掉落出来。关齐在信里说，很抱歉这么晚才回信，因为这是头一回，她不知道我是谁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想了很久，决定给我介绍一下家里养的缅因猫，如果我要回信，可以放在综合楼天井中，侧边一个废弃的楼梯间，里面有一张课桌，落满尘灰。

我不知道如何去定义过去这一概念，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桌前控笔写下的书信。它们在破旧的楼梯间里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隐秘的交接。字里行间，蘸满了一个狂妄痛苦男孩的天真，和另一个人谨慎小心的回答。至少在当时，它们更像是某种意象的集合，临渊的巨蟒，游走的盘蛇，凄啸的鹰隼和缓步的棕熊。至于毕业之后，同班同学尚且各奔东西，二楼的班级和我更是音讯断绝。所有的信件被我藏匿在卧室的某处，象征着一段不问前路的往事。五年以后，我们不期而遇。关齐绞去了长发，而我还像以前那样疲沓。校友的身份很快相知，但我确信的是，她不知道那些颤抖的文字出于我的笔下。

临走之前，冯如意从楼上拿下一个文件袋，塞到我手里，说，有空看看。我说，什么东西。她说，飞天。我说，不用，要真想找，从网上看看不就行。她说，不行，没那感觉。已经是上午九点多，街道逐渐繁忙。冯如意送我到路边，她的短发在风中微微摇动。我骑出一段，回头再看。这几天天阴，她像一株消瘦的白杨，在灰白的天色下，行路轻薄艰难。自行车是我从二手市场里淘来，车链子蹬上去生涩迟钝。前主人是个圆脸光头的老汉，嘴里喷着旱烟的气息。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我以五十五块钱为代价骑走了它。

我和冯如意不算老友，但相识也有三四年。我大二时的一次偶遇，让我们互通了联系方式。她的样貌一直未变，从我第一次见到她起，她就顶着不乱的短发，架着一副眼镜。她调到这家杂志社之后，经常找我投诗。我大多没接。不是不想挣钱，实在写不来。后来她换了法子，想拉着我去写采访，我推了两次，去过一次。那次是给一个深耕小学教育数十年的老教师做专题，定的上午九点。我下了夜班，小憩醒来已是九点半。等我风尘仆仆赶到现场，冯如意和老教师已经喝了三壶茶，笔记本上群蚁排衙。她惊讶地看过来，又招呼我快坐，扭身跟老教师介绍说，这是社里的同事，昨晚熬夜编版，不小心误了时间。老教师这辈子，见得最多的就是学生，第二多的，犯了错的学生。他慈祥地看着我，用所谓我谅解你的眼神，从上到下地看着我。出门之后，冯如意一言不发，我有点紧张，说，对不住啊对不住。她很愕然，说，都弄完了，这有啥。

上次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，母亲言辞闪烁。当时我听出不对，想回家看看，被她拦下。我爸走的早，中学以后，就是她拉扯我。中考之前，她患中耳炎，拖着没去医院。最后左耳膜穿孔，听人说话总是歪着头。西北风沙多，她侧头的时间一长，扬起的脸上总是有一层沙。大学毕业后，她一直以为我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很少打来电话，怕耽误我上班。一周以前，我打回电话，说，妈，最近过得还行？她说，啊。我说，楼下李姨，还跟你唠？她说，行，啊。我说，喂？她说，啊，我没事。我说，怎么回事？她说，没事啊。我说，我要不回去一趟。她说，不用，不用。

飞天，腾云驾雾，缠锦绕幔，婀娜多姿。隋代以降，莫高窟开凿不断，修长的敦煌飞天，在大漠里上升。时人以为，西北夜放金光，有大吉之兆。又传说称，隋炀帝曾想西巡敦煌，起因就是飞天入梦，反弹箜篌，摄走炀帝的魂。玄奘取经天竺，回唐之后，又于莫高窟封存佛经不计其数。西北的土地，愈发神圣。民国时，英国人取走数幅壁画，敦煌大殇，飞天却身姿轻盈，飞越三大洋，俯仰于远西之地。岁月淘沙，高红国看见的，已经是一洞灰白斑驳的墙皮，褪色的颜料下，勾勒出婉约的体态。是夜，旅社外风沙大作。高红国孑立在窗边，灯光忽明忽暗，沙尘聚拢，盘旋向上。有几粒坠下，落入他的掌心，圆润如舍利。

次日，高红国走进敦煌研究院，详细考究飞天绘画技法，从颜料到运笔，直到傍晚方休。不久，交流活动结束，他把自己反锁在家中。从此不与外界通音信。千禧年前的一批作品，可看出仿的唐代飞天，形似宫娥，弹琴鼓瑟，场面宏大。上个月的那幅，名为《消逝》，构图简单，一大张空白的纸，中间寥寥几笔。一位飞天，仰起脖子，面向天空，双臂垂落，琵琶跌下，身旁彩带飘舞，即将升空而去。冯如意给的文件袋里，除了这些，还有一幅作品复印稿，下方手抄标题。我看了一会，飞天面容不清，疑似是打印机缺墨。再三辨别之后，终于能隐约辨出眉眼。其相淡然，抛弃一切，与世无争。

关齐所说的阿蒙烧烤，在逍遥路南侧。老板叫周蒙，是本地人，比我大半轮。面色黝黑，但还算方正。上大学那会，我就偶尔来他这吃一顿。店面不大，上下只有周蒙操持。他的烧烤，胜在火候到位，下料恰当。吃的次数多了，我俩就加了微信，偶尔侃两句。下班之后，我不想回家，一路闲逛，就走到了逍遥路。烧烤店开了个小门，周蒙在里面备菜。我推门进去。他看着我，一擦汗，说，来吃串？那得等等。我说，不了，就来看看，明天来吃，说预约了。他说，哪个预约的？我说，关齐，我朋友。他说，她啊，晓得了，明天来吃啊。我说，那必须的。

周蒙干活有个特点，喜欢杂着来。刚刚还在穿串，一抬头看着桌子有点脏，就把拿着抹布擦一圈。刚擦完，发现墙上菜单歪了，又忙不迭地去扶正。如此一套下来，一个多钟头过去，手头的串还没穿几串。我想了想，说，蒙哥，我帮帮你？他有点意外，说，行，需要我教你吗。我说，不用，我在烧烤店打过暑假工。有两个人干活，效率翻了番。穿串这事，看起来轻松，实际上算半个体力活，再加上我是生手，假使不注意，手上就容易多个窟窿。没多久，我背上渗出一层汗。于是我把罩衣搭在一边。我说，蒙哥，你也不雇个人帮你。周蒙说，没那闲钱啊。我说，对象也没有？周蒙说，分了，早分了，现在单身汉。我说，我靠，咋回事啊。他说，这有啥咋回事，就是分了，彩礼谈不拢。我说，哥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周蒙笑骂一句，你小子，我都看开了。

穿了半盆子肉，我把手套摘下来。周蒙递来一根利群。我说，不抽烟，不抽烟。他就给自己打上火，喷了两口烟。我从边上拿了颗益达。过了半晌，我站起身，说，蒙哥，我走了。他说，不送了，我还得接着收拾。我说，明天中午我就来。他说，知道，知道，关齐说了好几遍。我说，蒙哥，你俩咋认识的。周蒙说，她经常来这，熟客。我说，行，我真走了哈。

关齐酒量一般，刚喝完三瓶青岛就脸色泛红。我半斤八两，喝的稍多几瓶，也有些头晕。中午来吃串的人不多，总计只有两三桌。周蒙在不远处忙活，满头的汗流下。我吃下一串烤五花，问，关齐，你找我吃饭，啥事。关齐眯眯着眼，说，我要是说，没事，就是想吃个饭，你信不信。我说，我信。她说，就这样好，坦诚。我问，再来几串？她说，别了，让周哥歇歇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咱俩一个学校的？我说，是啊，一级的，我三班。她说，巧了，我四班，你见过我吗？我说，好像没见过。她说，但你一定听过我们班主任，就个老彪子。我说，有所耳闻，你这两年怎么扛下来的。她说，就四字，逆来顺受。我说，让你活明白了。

关齐又给自己开了一瓶。我说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她说，那就不喝了，你帮我喝了吧。我接过绿色的青岛瓶，喝了一口。听见她说，你没见过我，我可见过你啊。我说，你记错了吧。她说，我没记错，那时候你在一楼，把头发留得很长，显得很突兀，眼神悲伤，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青春期男生。她又说，现在你把头发剪短了，眼神也变了，稍微胖了一些，可我还是能认出你。我说，你说笑了。她说，你记不记得毕业典礼那会，学校让我们在太阳底下，一直站了四个小时？我说，记得，不少中暑的。她说，真奇怪啊，明明什么都结束了，可还是那么累。我说，没办法，学校是弱智。她笑笑，说，都差不多，谁能想到四年到现在，咱俩都白学了。

其他的食客陆陆续续散去，店里只剩下我们一桌。周蒙站在门边，倚着门柱，打量着我们。我低下头，过了一会，说，我刚才撒谎了，其实我见过你。关齐没有回答，她已经走到门口，周蒙站着的地方。周蒙说了几句什么，关齐大笑起来。她张开双臂，蹒跚着，左脚和右脚交替，沿着一条想象的直线，摇摇摆摆地走去，像一只失重的企鹅。周蒙在她身后，交叉双臂，出神地凝望。我走出门，夏天的阳光，猩红夺目，泼洒火焰。我目之所及都如在燃烧，狼烟滚滚。我也跑起来，拦在她身前，说，我给你写过信。关齐说，我知道啊，我一直知道是你。周蒙挡住我，说，你去吧。我挥起一拳，打在他脸上。周蒙摇晃一下，说，欠你的，走吧。我喘着粗气，手机在口袋里振动，是母亲来电。我还没接，她却自己挂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条母亲发来的消息：电话无需回复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我发现，我右耳朵好像也听不见了，不用挂念，好好上班。

冯如意说，今天没迟到，挺好。我说，改过自新了。她说，快到了，坚持一下。高红国住的小区很难找，冯如意即使来过一次，还是花了半个钟头才摸到单元楼的门。一整栋楼的阳台都做了封闭，只有一家例外，大敞的阳台像是楼房缺失的门牙。冯如意说，那家就是高红国。

爬到三楼，我敲了几下门，一个眼窝深陷的女人把门打开，但只掀了一条缝。冯如意亮出证件，说，大姨，说好了的。女人叹了口气，说，你们进来吧。冯如意问，老先生呢？女人说，他不在。冯如意一愣，问，出门了？女人说，不是，就是不在，昨天早上起床之后，他就不见了。冯如意说，大姨，我不太明白。女人说，你们进来看看吧。

高红国的家陈设很简单，两室一厅，东边的是她妻子的卧室，西边的是他的画室兼卧室，阳台在客厅边上，平时都锁死。女人把自己卧室的门合上，说，我带你们到画室，他走之后，我没动过这屋。一进画室，满地铺着白纸，墙上贴着几幅临摹的莫高窟飞天，一张木桌上摊着一张画，上面沾着点颜料。画室和外厅一样简朴，最深的地方埋着一张床。我四下打量一圈，看向桌上的画。这幅画，比那幅《消逝》还要简单，只剩飞天的轮廓，背对画面，伸出双臂，彩带环身。冯如意也凑过来，拍了两张照。女人说，你们带走它吧。冯如意问，不要紧吗？女人说，留着也没用。

从画室出来之后，冯如意去了阳台，回来告诉我，阳台上也有些不少绘画器具。采访对象已经消失，他妻子也没兴致接受采访。我们道了谢，拿着画出门。刚出门，冯如意就说，怎么不见了呢，怎么就不见了呢。我说，行了，休息休息吧。冯如意说，再问问。我说，你问谁去。她说，一个大活人，总有看见的。我说，你犟劲又上来了。她说，不能无功而返。我说，你想啥呢。她说，万一，万一有人看见，或者有人知道，稿子就有着落了。

冯如意叩了七八扇门，问了五六户邻居，有的翻个白眼，有的说不知道。一直到傍晚，天色昏黄，云层堆积，作势欲雨。她来到一楼，敲响最后一户人家的房门。片刻之后，一个神色憔悴的男人给她开门。冯如意问，您好，三楼有个老画家，前几天失踪了，你有印象吗？男人说，哪家啊。我说，没封阳台那家。男人说，那家？冯如意说，对，您知道什么吗。男人眼睛上挑，扶着门框，想了想，说，我可能真知道，我前天晚上应酬，凌晨一点才结束，醉醺醺地往家走。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没封阳台那家开着灯，跟探照灯似的，特亮，一老头搁阳台上，手上拎着不少东西，我寻思着晃眼啊，就往上头瞅，我刚一抬头，就起了大风，那风啊，飞沙走石，一阵一阵的烟往天上扬，我酒一下子醒了，那家的灯也闭了，我就看着，那老头还杵那，也不知道避一避，三四分钟之后，风就停了，我再看的时候，老头已经不见了，我猜着可能进屋了。我看看冯如意，她摘了眼镜，若有所思，问，你还看到什么了吗？男人说，没了。冯如意问，再想想，比如天上？男人说，有了，还真有，风停了之后，我看见天上有团影子，飘着，向上飞，有点像人形，不是往月亮去，就直直地，向天空飞。我还想问，冯如意拉住我，说，谢谢您。男人微笑一下，把门关上。我说，接下来怎么办呢。冯如意说，你是不是该夜班了。我说，活我辞了，干不来。她说，那咱吃饭去吧。

我大二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冯如意。那晚我独自在大排档喝闷酒。冯如意和另一个男人，面对面坐在我隔壁的桌子上。他们很少说话，酒喝了一瓶又一瓶，空瓶子堆了一地。他们喝完第二箱之后，冯如意站起来，举起空瓶，砸在男人的头上。玻璃和残存的酒液一并飞溅，血从男人的额角流下。他也腾地站起身，高举起另一个空瓶。我扶住椅子，随时准备拦住他。男人的手在空中抖了抖，把那瓶酒又向自己的头上砸去。我再看向冯如意，而她已经瘫坐在地，哭声如雷鸣。

冯如意喝的很多，又吐了不少，没再提采访的事。我结完账，搀着她走到海边。巨大的波涛声，层层叠叠地扑来。海边的路灯年久失修，忽明忽暗。海腥味、浒苔发酵的臭味，和刚刚沾染的酒气，萦绕在我们身边。冯如意走路踉踉跄跄，靠在我身上，说，我的朋友啊。我没听清，把耳朵凑到她嘴边，说，什么？她说，我最亲爱的朋友啊。

前面出现了一点光亮，是这里唯一完好的路灯，在艰难地发光。我们走到灯下，亮光炫目，而我的眼前尽是晕影。冯如意突然从我身边挣脱，闪身到前，反手抵住我的胸口，抬起头，直勾勾地看向我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发现她的瞳孔一片深黑，我的脸映射在上面，瘦长，扭曲，像游蛇，像舞女。我的身体愈发沉重，缓缓弓下。但我感到，有灵魂正变得轻盈，从躯壳里挣脱，仰起脖子，无欲无求，面向夜空，飞天而去，再不回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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